但是长远来看成本是会降低的，因为这农业机械不是用一次以后就不再使用，而是每年都会使用。
有了这样的认识地主们渐渐的由地主转向农场主，一些零散的地块儿，通过各个地主之间互相置换，形成了连片的土地。
他们根据对农场的观察发现越是连片大的土地，耕作效率越高，也更加适合使用农业机械。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催生了农业机械的研发热情，不断有新式的农业机械诞生，而且耕作技术也随着土地集中化，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农场主们耕作土地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更加便捷的使用机械耕种，收获和管理，而不是依靠大量的人力。
这就是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演变需要时间的催化，当然土地的集中造成了另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大明朝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因为实行农场化管理，地主用不了那么多的额佃户，没有土地、没有资本的百姓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入城市选择当工人，做工挣钱养家，另一条就是大明这些年一直在鼓励的移民。
不想做工，就是想种地，那就移民到海外，海外有海量的土地等着他们去耕种，这样的政策执行了这么些年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大明的人口呈现了两个趋势的分流。
第一个趋势是城市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百姓进入城市，给新兴的工业阶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通过海外贸易输送到海外。
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大明的人口越发地不够用了，农村的剩余人口是有限的，通过农场化富裕下来的人口用不了几年就会消化干净。
大明朝这两年出现了用工荒，这就造成了劳工价格的上涨，工厂主与农场主为了留住人就只能通过加薪、提高待遇的办法把劳工留住。
这样的现象引起了大明朝廷的注意，长此以往由于没有人干活，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导致大量的工厂主与农场主破产，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原本皇帝一直在背后努力宣传女人做工、自食其力，这样的宣传并不被社会接受，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社会哪里是这么容易改变。
女人做工也只能集中在纺织行业，其他行业还是禁止女人涉足，然而因为劳动力的短缺这样的思想开始松动。
一些行业开始出现女人的身影，甚至一些思想极端的女子高喊出了“女人一生只嫁一个男人，男人一生只娶一个女人”的口号，这样的口号虽然被大多数男人抵制，觉得这是女人不守妇道，是女人善妒，是七出之一。
可是思想一旦松动就会造成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随着全民教育的推行，女人受教育的比例逐渐提高，缠足这种泯灭人性的做法，被女人们当成了男人压迫女人的象征，激进的女人甚至要求女人嫁人也要嫁一个缠足的男人。
当然这两种极端的声音并不被整个社会认可，不过有识之士开始认真思考男女问题，女人到底是不是男人的附庸，到底是不是靠男人养活的。
眼下大明女性就业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蒙学堂，一个纺织业。而且蒙学堂的老师大多出自各地的青楼，随着各地学堂建设的深入，一些早施行新政的地方，比如房山、山东等地已经培养出来大量的新式教育下的人才。
新的官员招募方式让原本的科举越来越不受人青睐，十年寒窗考中科举，还得进入政务学堂学习之后，才能分配到各个地方任小吏。
而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只要考中政务学堂，就能跟他们这些读书人一样在政务学堂学习之后分配到各个地方做小吏。
原本的科举制度，只要考中进士最差也能当一县之长，一个毫无施政经验的小白，一下子放到了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能做好是奇迹，做不好才是正常。
读书人发现自己若是不作出改变，砸如今的大明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这些能够读书有成的读书人，其智力都是大明百姓中的佼佼者，一旦他们发现自己需要改变才能适应当今的社会，他们会毫不犹豫的转身投入到新的规则当中。
读书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方面有些人会展现出让人无比敬佩的风骨，另一方面有些人恨不得有奶就是娘，为什么都是读一样的圣贤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事实上有风骨的读书人是凤毛菱角，没有风骨的读书人才是大众，这就可以证明有没有风骨跟读不读书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有风骨的人本身就自带着风骨。
大多数读书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荣华富贵，除了少数理想主义者，大多数读书人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不过是拿来谋取富贵的借口。
这也是朱瞻基敢于推行新政的原因，因为他非常清楚读书人反对新政不是为了所谓的理想，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当新政再强力推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读书人凭借着自身的高智商，一定能够找到自己新的利益诉求。
这个时候读书人就是华丽丽的转身，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的利益诉求上去，从此就会与新政有了共同利益。
其原理非常地简单，任何的改革都是创造一批得利者，打压一批得利者，从而使得国家在这一进一出间获得更多的利益。
同理，当男人发现女人不依靠男人也能活得很好的时候，男人就会不自觉地降低自己的地位，所谓的男权社会就会慢慢瓦解，女人的地位也就会慢慢地提高，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决定男女地位的从来不是理论知识，而是经济基础，当女人自己能够养活自己，不需要依靠男人也能活得很好的时候，女子的思想就会开始觉醒，就会要求更多的权利，要求与男人平等的声音就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