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翊钧立时道，
“不急。”
朱翊钧看向张诚道，
“外戚不典军政，此乃太祖皇帝立下的祖制。”
“朕记得万历十一年时，张学颜致仕之前，就上疏劝朕停罢内操。”
“祖宗防微弭乱之意甚深且远，倘或朕一时又遣人操练了起来，外臣们未免又有议论。”
张诚一下子就听出了皇帝潜在的忧虑，立时回道，
“外臣若有议论，皇爷不妨说是效仿宪宗故事，御马监与外戚勋臣同理提督天子亲军，我朝本有先例。”
“何况李指挥使集内宦外戚为一体，于情于理，都理应为皇爷分忧。”
张诚说的是明宪宗继位时，选拔三大营中的精锐十二万，成立十二营，由御马监太监刘永诚联同会昌侯孙继宗总管提督。
明宪宗的十二营，其实就是承袭自景泰帝时期的十团营。
十团营的建立主要仰仗于北京保卫战中的于谦和石亨，但是后来在夺门之变和英宗复辟之时，十团营在其中就扮演了一个相当不光彩的角色。
张诚的意思朱翊钧也明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年十团营能迅速建立并且成功打赢北京保卫战，就是因为景泰帝对于谦十分倚重、青睐有加。
据说当年于谦身体不佳，痰疾时常发作，有一次痰疾发作较为严重时，景泰皇帝竟然亲自为之伐竹取沥以治疗痰疾。
正是由于景泰皇帝的这种无条件信任，于谦在抽调培养三大营精锐组成十团营兵力时才没有遇上任何阻碍。
当时石亨的职位是十营总兵，手中的军事权力处处受到于谦牵制，对于谦可以说是积怨已久。
石亨其人虽然在个人品行上有所欠缺，而且确实参与英宗复辟，但是抛开政治立场、单纯作为一名武将来看，石亨还是很有才能的。
夺门之变发生时，于谦还是兵部尚书，而石亨作为团营提督却能在夺门当夜和张軏以营军夺门，这一点是值得此时的朱翊钧警惕的。
其实以朱翊钧这个明史研究生的眼光来看，夺门之变完全可以排除于谦出兵的嫌疑。
当时于谦已和群臣商量妥当，要上书奏请皇帝复立沂王。
于谦是景泰皇帝赖以倚重的国之栋梁，与景泰皇帝的关系甚是融洽。
况且夺门之变的受害者也包括于谦，他怎么可能会害自己？
所以夺门之变这种险招必然不会是于谦指使的。
后来英宗复辟成功后，和孙太后不顾祖制，任用外戚孙继宗总管军营，也是对于石亨、张軏仅凭十团营就能成功政变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一直延续到了张诚口中的“宪宗皇帝故事”，宪宗继位之后，继续任用会昌侯孙继宗来掌管军权。
这毫无疑问是得益于太皇太后的支持，孙继宗乃是孝恭章皇后之兄，如果论资排辈，到宪宗朝时期，孙继宗的地位只会更加尊贵。
孙太后当初极力反对朱祁钰当皇帝，只承认其“监国”身份，在景泰皇帝更换见济为太子、废见深为沂王时十分不悦，又在夺门之变时答应给予石亨、曹吉祥等人手谕借以帮助太上皇英宗复位。
这也成就了在“外戚不典军政”的背景之下，却能任由会昌侯孙继宗在天顺、成化两朝相继掌兵。
有了孙继宗的先例，朱翊钧在万历朝重用集宦官和外戚为一体的李文松，看起来也就没那么奇怪了。
“你说得也有道理。”
朱翊钧点了下头，还是没直接下令，只是道，
“既如此，你就让御马监把现在勇士营及四卫营中的兵士名单交上来，其中特别要注明是否会操练火器，朕要先看上一看。”
有崇祯皇帝的“后车之鉴”，朱翊钧不免对禁军的士兵素质有些怀疑。
尤其明朝操练士兵和现代完全不同，特别讲究“阵法”，一般常用的是“古八阵法”、“三叠阵”及“四门方营阵”。
虽然用阵法操练禁军是于谦当年提出的，但现代人朱翊钧总是更倾向于新社会的练兵方法。
更何况，如此讲究阵法的明军，最后还是被不讲阵法的清军给打败了。
所以朱翊钧还是决定把练兵的重点放在火器上。
反正根据他了解的明清战争，几乎没一场是依靠“阵法”打赢的。
张诚应了一声，笑道，
“皇爷近来似乎格外关注火器。”
朱翊钧“嗯”了一下，道，
“火器总比阵法的杀伤力大些。”
张诚笑道，
“阵法是练军之方，不是杀敌之法，皇爷怎能以火器较之？”
朱翊钧这下倒听不懂了，
“哦？那这阵法之于练兵，究竟有何种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