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运气学说，他主持编修的《圣济总录》，便要置运气于卷首。重和元年，官家以《黄帝内经》为试，取五运六气，出制策问如何“财成其道，使之适平？”
是次，郓王以下七百八十三人赐及第出身。只是那年考官取的状元却是郓王，为免世人议论，官家不欲令郓王尊魁，就以榜眼王昂代为状元郎。
宣和三年，上御集英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制策言变法诸事，而求之于道。问“损益、革新”诸务。是次得何涣以下六百三十人，赐及第出身。”
秘书监著作郎宋应辰对大宋科举的内幕事情，果然门清。
听着他慢腾腾讲述重和、宣和年间的科举试题分析。安宁半眯缝着眼睛想着，重和元年的科举制策，却是曾经逼反过梁山泊的城西括田所的源头所在？
政和初年，内侍杨戬在汝州置稻田务，本来是个查验地方豪强鲸吞土地，括捡荒田的营生。宣和初年，继任的内侍李彦又将后苑作﹑营缮所的公田一一并入，改名西城所。
因为这中间的奥妙实在太多，于是西城所渐及于京畿﹑京东﹑河北等路。括取天荒﹑逃田﹑废堤﹑弃堰﹑退滩﹑淤地﹑湖泊等“无主”之地，再交给百姓承佃。
所谓无主之地，就是你拿不出地契的土地便算无主之地，要收归内府所有。所谓承佃，就是先贷给你“青禾钱”，然后秋后俺来收“公田钱”，田亩税赋、青苗本息一并收纳。
赵佶这样做的目的，其一是想要抑制那些地方豪强们胡乱圈战土地的冲动，使贫者无立足之地。其二却是真要有地方的荒地时，也能安排人捡起来耕作，不要闲散撂荒了土地。
“过者抑之，不及者举之。”就是这么个意思而已。应该说，赵佶的确出于善意。然而赵佶是个艺术家，他很忙的。所以那些青禾钱，究竟给了谁，赵佶无暇去关注。
但是对于地方的胥吏们而言，这个制策的诱惑和漏洞就太大了。甚至后来，一切民间良田都要指为天荒。到了那个时候，往往一县之地，都会被他们“括田”起来。
而对于京东﹑河北的地方豪强而言，当初自己家怎么圈占了这些地，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如今就是俺家的地，这都耕作百十年了，怎能因为一纸地契缺失就要变成官家的？
燕赵多豪杰啊！地方纷纷以公田法克剥太甚，盗匪蜂拥而起，宋江就是那时候起事的。
赵佶从未认真思考过，要干成这种事，那一定要做到组织严密，舆论充足。最重要的是，一定、一定要有大军在旁边看场子的！怎么可能靠几个胥吏、内侍去摆平？
赵佶的科举制策所问，也只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使财成其道，辅相其宜，而和同无间的大道？但是到了下面太监、胥吏手的里，就变成了他们强取豪夺，灭门破产的发财盛宴！
以后海州的地盘大了，这些事也要特别小心才对。说到底，还是吏治、监督的问题。
其一就是要不断整风，树立好的吏治风气。
其二就是监督，层层监督，往死里监督才行。
宣和三年的时候，赵佶显然也察觉了吏治的问题，他不但看到旧法的危害，也看到新法的不足。眼看大宋乱象频出，所以他才急着思考如何去修补新法，因革损益的办法。
“故庠序之教虽广，而士风凋丧。理财之术益多，而国用匮乏。务农重谷，而饥馑荐臻。禁奸戢暴，而盗贼多有。
比诏有司，稍抑浮伪，事有弗利于时，弗便于民者，一切更张之，悉遵熙、丰之旧矣。
盖可则因，否则革，权时之宜也，揆之于道，固无损益。然当务之为急，则因革损益，其在今日乎？”
原来，特喵的赵佶也是个乌鸦嘴啊？就在这次科举后，东南大乱、北伐惨败，大宋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入深渊，而赵佶却束手无策？
嗯嗯，所以海州特区的默许存在，便是他的“权时之宜也”？
这倒是意外的便宜。不过赵佶画出来的底线也很清楚，“揆之于道，固无损益”。不能扯旗子吃他的早饭，更不能损了他的利益、掏他的钱包？
切！金国人可不管这些，过两年老赵你就知道了。还钱包呢？底子裤都被人扒走啦。
如果单纯说赵佶的见识，其实很超前。他认为天下大道是一定的，但是不同时期却要有不同应对法子。什么五气六运七星八极，那些都是大道的表象，这都是宗师级别的学问。
不过这些题目？安宁总觉得怪怪的的感觉。这是不想让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满怀忠义信念的儒家学子出头入仕的意思？
难怪后世儒家，会那样痛恨、作践他赵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