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作者：张元勋
北大百年校庆，昔日的受害者与知情者们欢笑雅集，但总让人感到一种凄然与失落的氛围异于当年，大家说来说去，话题惟在怀旧，竟无一人询问这些受难者五七年之后的苦难的历程（其实那是最重要的话题），回避语涉“个人的命运”！
为什么呢？这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意搅动……”
是的，就五七年的北大来说，师生之间有一千五百人因“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二十二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一千五百人无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说，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这多么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二年，那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便在这“扩大化”中丧尽！若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决策，这些人便会与全国五十五万不幸者同作冤魂、同归于尽！四十一年间，我们全年级竟有近十位同窗英年早逝，时运的坎坷，生计的艰辛，过早地夺去了他们才华横溢的生命！陶尔夫、刘绍棠都是我们尊敬的学长，却不料“大戕良人”，使他们太早地离开了复苏伊始的神州大地，使我们母校百年聚首的相约化作终古的悲哀！
但是，我们的话题所及仅此而已！对于“善终”者衷于言表，而对于在五七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民”枪口下的北大冤魂，却无人提起！这是为什么？我想：谈到被杀者总会牵动起更多的思考，所以仍然回避语涉“个人的命运”。
而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已出版的有关书籍并没有记述那群人后来的行踪，甚至连死难者的名字也一个未存！也就是说：死难者的遗作当时还未被北大的执权者们所留意，以致遗漏在那本作为“大批判”时的反面教材《右派言论汇集》之外，他们悄然凶死，连遗音也悄然迷失！
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绑赴刑场，临刑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被杀在1958年。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省某劳改农场逃出后未久被抓获而归，即被处死，其时他无妻室，亦无遗言。
化学系的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底。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掩埋于四川盆地。
而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4级女学生林昭之死，则由于是被密杀及灭尸更被掩盖得毫无踪迹！
她死得惨烈，死得冤枉！
我的案头放着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其七至十一版刊登的是《全国高等学校1954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分）》，在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彭令昭”。当我们负发京华，欢乐聚首燕园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无人的“隐君子”。两个月过去了，在杨晦先生为全年级开讲的“文艺学引论”的阶梯大教室，我们终于弄清了那个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隐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级的“亮相”，是因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寄给彭今昭的书，并且喊着这个名字，而从座间起立跑到冯先生旁边的却是林昭。当时有个新疆的男同学名叫买买提·塔吉里克，据说他来北大之前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的社长，当时他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和我同住在15斋，林昭被系里指定做他的辅导员，帮助他讲解一些课程难点，所以，她常来15斋，我们因之也就与她很熟。她是苏州人，“令”与“林”是同音字，她的乳名叫“苹男”，爷娘唤女皆呼之，或单唤做“苹”。（譬如1966年，她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在给我的信中，用“暗语”般的语言告诉我林昭的初判刑期云：“苹年二十”，即是。）年稍长，“苹男”之外，爷娘又唤做“令昭”，她自中学即投稿发文，亦以“令昭”为笔名，后则改用“林昭”，盖以“令”、“林”是同音字。此处对她的名字的说明是为了纠正当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说，说她“非常像”、也“非常爱”林黛玉，自己才改为“林昭”的。其实，林昭是最不喜欢别人说她是“林黛玉”的，“林黛玉”这个文学形象在“红学”专家们的文章中褒奖得几成完人，而在人们的现实思考中却是一个缺点与弱点太多的女子，故像林昭这样熟通《红楼梦》的北大中文系女学生，我们称她为“林姑娘”时，她或可领受，而若真的说她是“林黛玉”时，她会怒不可遏，感到是一种羞辱！一年之后，大家相处已熟，有人或偶戏称之为“林黛玉”，但只能是背地里的微辞，而非源自她自己的声张。而这主要是由于她确实瘦弱，而且又确实表现了勤学善思、语多卓见的特点！——这些值得注目的优点，如果集之于一个年轻姑娘身上，则更会引人惊叹。
我第一次与她交往，是在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她正在那不太亮的台灯下翻阅着一大堆线装书，我看出那是《毛诗郑笺》。后来我们从图书馆里出来，在南阁、北阁旁的透迤小路上，她边走边对我说：“《豳风·七月》中‘女心伤悲，殆与公子同归’说的是什么？我看说的是女奴隶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古代的学者早就指出：‘妇人谓嫁为归。’还说，‘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公子’是贵族小姐，不是少爷。现在许多注本，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岂不荒唐！”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她的这些观点，大约也曾请教过游国恩先生，记得有一次，游先生身体不适，我到燕东园去探望，他还谈到林昭的勤学与多思，提到她对《七月》的见解，游先生多有称赞。后来，听说游先生曾建议系里把林昭从新闻专业转到文学专业，先生以为：林昭若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会很有前途。后来不知为什么游先生的这一建议没有实现。其实，林昭在考人北大以前就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常州民报》当记者，考人北大中文系仍在新闻专业学习，她博览群书，文思敏捷，众文体皆能，若不是命运不祥，她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新闻文化工作者、文学研究者的。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了平反追悼大会之次日，我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学燕东园杨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并辞行，这位八十六岁的仁厚长者见到我们潸然泪下，他向我说了两件事：一、当年在讨论逮捕我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二、当年在讨论游先生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同意的。——但皆适得其反！先生不无兴叹地说：“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存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1955年春天，北大学生会设群众文化部，大力组建了名目繁多的文学艺术社团，例如国乐社、西乐社、舞蹈社、戏剧社、大学生合唱团、摄影社、美术社、武术社、北大诗社等等。
北大诗社集中了北大校园诗坛上的著名学生诗人，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越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都是北大诗社的台柱，也是今日蜚声诗坛的著名诗人与诗歌评论家！
而林昭则以江南女儿独具的聪颖与文思，以她的古、近、今体兼能，诗、词、文俱佳的丰赡素养，在北大诗坛占得一席之地！“林姑娘”的美称由此兴焉！她极爱与人逗嘴，每次雅集总不免先口战良久，戏谑争胜，猜灯谜、忆亡书，气氛热烈。其时，我混迹于这北大校园诗人群之间，忝列末座，耳濡目染着天才花园里的春色，肥沃了自己的贫瘠与乏陋，获益匪浅！今日思之，堪谓幸运！但这种文学与友谊的结社，自1957年后，便霜残雨摧。真可谓燕园春色灭、斯文绝，大有“草色遥看”的怅惘与萧然之态！令人兴叹！
北大诗社自1955年春即出版月刊《北大诗刊》，初为三十二开小本，后自1956年改为十六开本。我和林昭都被任命为编辑部的成员，于是经常与校印刷厂打交道。林昭对清样的校对往往三四次仍不放心，往往在车间里一呆就是半天，连当时的厂长唐海宽先生对她的认真与细心也佩服不已。记得1955年的12月31日下午，全校已经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浓郁气氛之中，她还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1956年新年专号》的清样作最后的校对，而后签字付印。那一期她和我是责任编辑，我们走出印刷厂的大门时，夜幕已经降临，校园里播放着悠扬优美的轻音乐舞曲，学生餐厅的除夕聚餐宴会已将结束，我和她走到大饭厅里时同学们多已散去，食堂工人已在收拾餐桌，迎新年通宵化装舞会即将在这儿开始，我们只从窗口要了两份菜，在一个角落里的餐桌边匆匆吞咽了事。元旦清晨，未及到老师家中拜年，我和她如约在印刷厂见面，取走了工人师傅昨晚加班赶印的《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专号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堪称朴素而美观——这是出自林昭的匠心！
但是，林昭在《北大诗刊》编辑部却只是兼职，她的“本职”则是在校刊编辑部，与我们的另一位女才子张玲同编副刊《未名湖》。我有时向校刊文艺副刊投稿，便会受到林昭的“编辑大人”般的品头评足，幸亏张玲往往在场，为我声援。“张玲、林昭”，这两个不可分开的名字，在当时北大校园诗坛上引人注目，她们的诗情与奇想，往往令我等“须眉”之辈瞠目惊叹。她们的诗已不仅仅在北大校内刊物上发表，还在《光明日报》等刊物上相继问世，张玲的一首题为《照相》的诗，其中有句云：“笑呀，笑出声来，最好连声音也照上！”可谓“黄绢、幼妇”、“绝妙好辞”！我迄今未能忘怀。张玲祖籍山东烟台，她的父亲是北大西语系教授、著名翻译家、哈代研究权威张谷若先生，家学渊源，张玲有着与林昭异曲同工的才思与文学根基，她有山东人的耿直，不似林昭的尖刻，所以常保我的拙稿勉强过关。例如：我曾写了一组短诗，共三首，题为《阳春三弄》，自我感觉还算“良好”，可是林昭却大笔一挥：“不用！”而且说这说那了一番，后来毕竟还是发表了《其二》，共八行，其末两行为：
忽然，夜风把湖心吹起涟漪，
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
张玲说：“我很欣赏你的格律，这大约是受了林庚先生诗风的影响！”她其时已是学者味十足。
三首取其一，张玲之见也；舍其二，林昭之见也。取舍之间，所见略同。
今年北大百年华诞期间，张玲夫妇邀我宴集，我们的老同窗、著名诗人邓荫柯夫妇光临弄觞，言及林昭及往事，我等伤之于怀！张玲而今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审、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是一位有世界声誉的英国文学学者，她当年与林昭同住一室，是林昭最亲密的“闺中诗友”，林昭长她四岁，常以“大人”自居，呼张玲为“小鬼”。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追悼会，张玲参加了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将一腔久郁的友爱亲挚之情通过哀婉的祭奠寄往那冥冥无凭的静界幽境，去慰藉那不朽的天才诗魂的英灵！
1956年秋天，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红楼》。《北大诗刊》停办，并对其编委会成员作了增补，而成《红楼》编委会，阵容如下：
主编：乐黛云先生
副主编：康式昭、张钟
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名字的次序是依当时的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的）
可以看出：这回林昭是以“本职”从校刊编辑部调到《红楼》的，于是便有了一句口头禅，称她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别看那么一个著名的刊物，而真要到北大去找那个编辑部，却是找不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一间专用的办公室，每次开编委会，都是临时借用学生会、团委甚至党委的办公室，而具体的修改文稿、校对清样等工作，就往往习惯性地挤在林昭的宿舍里，那间屋在文科女生宿舍27斋二楼，四人一室。但我们在那里打搅也只能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上午有课，晚上自是不应打搅她们。那层楼住着的新闻专业女同学，林昭之外，还有五位后来也成右派的，包括张玲、韩其慧，她们都在五七之难后，发配西北，韩其慧死于其处，弃身沙丘热海之间。张玲在二十年边塞大漠的磨难之后，有幸回到北京。其余三位都由于忧患太重、去日苦多而身染沉疴。
1956年12月31日夜，北大的燕园内灯光如昼，可容纳八千人的大餐厅，学生宴会之后，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迎接伟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展现灿烂前途的日子！
其实正是严冬，北京的冬季其实奇寒，而北大的儿女们的脸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的，在微暗的灯光中看去，红唇却成了黑色。林昭与张玲也在这无忧之境里飞翔。这八千北大学子不是楚之骄兵，而是天之骄子！
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么？是——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位慈祥、正直、爱国、渊博的长者，又何曾料到这样的坦率、真诚、融洽、无虑的聚会，以后竟不会再有了！永远也没有了！他何曾料到：再过四个半月、五个月，这个栽着郁郁葱葱的针松圣诞树的大厅里，这悬挂着十个赫然金色大字的北京大学的天堂里会降下宙斯神火！一场史无前例的“引蛇出洞”之战，竟会在这八千天之骄子中展开！
马老的绍兴乡音未改，高呼：“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一个穿着大红毛线衣、白色长裙的女同学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项链”恭敬地挂在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声、欢呼声汇成海洋！这时，马老率领校领导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学生中间，舞曲又重新响起。一个男同学跟在他的背后，把双手放在马老的双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则又跟在这个男同学的背后，也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条“人链”连结而成，又似一列列车，在祖国大地上快跑，马老是火车头，在舞曲的优美的节奏里，他带领着这支中国一流的科学大军向前快跑！他率队而行，开始只在边缘，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蠕动，缠绕婆娑，逐渐向中心盘旋，于是八千人组成的长龙，形成一个极大的漩涡，八千骄子都坠入其中，而马老则在这漩涡的最中心，豪情无限！
哪能想到，这真是一桩“异兆”！正如《红楼梦》的第七十五回之“开夜宴异兆发悲音”一样，以“漩涡”为开始的1957年，终于把马老及八千子弟席卷而下，这悲壮的下场竟在欢乐之夜怪异般地形成！可是谁又能去思量与留意！
而《红楼》终于在1957年元旦之晨与八千儿女见面，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红楼》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林昭与《红楼》编辑部的发行组组长李鑫与其他同学一起在那里忙碌着，而大家都同时发现：创刊号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图案题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字。
“山雨欲来”，这对伟大的金色的1957年元旦的第一印象，竟不幸言中！我们已忘却当时为什么采用了这幅木刻作为《红楼》的创刊图标，图文连述，岂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吗？这与那汹涌的漩涡岂不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了吗？为什么竟如此之贴切！异兆与儆示在北大儿女面前发出了历史的悲音！
这期刊物的第二页，刊登的是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轻
《红楼》的第2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那一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我，直到今天，那一期的二校清样，还收藏在我的书橱里，那上面还留着林昭改稿校对的字迹和符号。
她在《编后记》里写道：
“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可以看出：从林庚先生在《红楼》诗中呼唤曾响过五四钟声的《红楼》再“放声歌唱”，到林昭呼唤“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遗毒”和“不利的东西”，这种主张用五四传统荡涤浮现在当时的黑暗与毒害的呼唤，是1957年新年伊始的一种思潮和渴望，一场“山雨”确实已在慢慢地向中国大地袭来！终于使“红楼一梦”化作了“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了！
《红楼》的第3期是纪念五四专刊，《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马嘶、谢冕、林昭都拿出佳作，我也写了相形见绌之句充数于版面，另外，还收到孙克恒、任彦芳的优美诗作，大家都在五四这个主题里驰骋诗情，跌宕幽思，形成了数十首异彩纷呈的峥嵘组诗！真可谓气势不凡！
这一期几近诗刊的《红楼》于1957年5月4日上午在燕园内隆重发行，很遗憾的是：当日发行了一万册，谁会料到今日竟片纸不存！而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光便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经过朗诵的艺术处理，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1957年5月4日的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五四营火晚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当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主席台上把第一支火炬点燃，递给站在台前二级台阶上等待传递的第一位同学，那同学接了火炬转身把主席台下的数十支火炬顷刻点燃，那数十支火炬又把等待着的数千支火炬点燃，整个操场顷刻之间变成一个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炽热的海洋、呼啸的海洋！而诗朗诵便在高音麦克风里激昂响起！林昭站在主席台上南侧，她是为诗朗诵作“顾问”的，她看着那翻动的火炬之山、火炬之海，听着那诗歌之风、诗歌之雨，在这诗与火、声与色、灵与情、静与变的美景里看着，沉思着。
最后，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座山，涌起了凌空的烈火，把东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数千北大儿女在这火的周围鼓掌、跳跃、呼喊、歌唱——直到夜深，斗转星移，余烬渐熄。我与林昭离开这里时，晨光熹微，已是5月5日的早晨，星期日，整个校园静得像已入梦，连晨曲也破例未再播放，静极了！犹如《红楼》第2期“封四”的一幅题为“黄昏”的照片下的任锋配诗，其末四句云：
世界是这么广大
友谊是这么真诚
生活是这么美好啊
我们又这么年轻
五四过去了，《红楼》编辑部里逐渐弥漫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临近毕业，于是举行一次联欢活动的构想乃应运而生，方案很快就拟定：游园！当然是去颐和园。但，时间呢？只能在星期天，5月12日是5月5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那天中文系要开运动会，我们都要参加（《红楼》编辑部中除了王克武是西语系的，其他全是中文系的）。于是只好再往下推迟一周，确定在5月19日了。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确实是兴致最浓，参加那次活动的有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林昭和我，我们一早就从北大西校门门口乘332路公共汽车到颐和园，十张入园券共一元五角，而后沿知春亭向北，走长廊至排云殿，登佛香阁至智慧海，到后山，沿苏州河从后门出颐和园，而后乘车返校，抵北大已是下午五点多。那天，林昭带着一个“120”照相机，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后来我们每人都洗印了，但今天只有一张在知春亭畔的合影还夹在我的一册旧书里，在公安局、监狱、“文革”之火的历次劫难中幸存了下来，成为“五一九”《红楼》编委会顾和园之游的惟一的纪念，也是《红楼》编委会惟一的一张合影纪念。
那天黄昏时分，北大学生大餐厅东门外的墙上出现了大字报，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厅里正举行一个全校性的大会，是党委副书记作报告，天气已暖，在餐厅外的广场上坐满了人，于是墙上的大字报立刻便被人发现了，大餐厅东门外渐渐围满了同学，许多人用手电照着，注意地读着那在红色标语纸上用毛笔大字写成的诗——《是时候了》。
大约晚上十点钟，大会结束，同学们走出会场，大餐厅东门外的人更多了，最后甚至拥挤着，手电的光束从远远近近一齐投向那张大字报诗，有人捧着小本子在抄，还有闪光灯及拍照的声音。
午夜以后，校园内声籁俱息，可是，在许多宿舍里，灯光却是彻夜地亮着，有的宿舍变成小组讨论的会场，有的则是产生大字报的家园。
大字报、红色的纸，在至今知名于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糊满所有的墙壁，犹如半个月前那一片炽红的火的山、火的海，并与那浓墨涂成的春潮带雨般的诗的风、诗的雨并至，酿成了1957年的红色的5月、黑色的6月、灰色的7月！
5月19日——这个在北大校史中占有光辉一页的重要日子，当《红楼》才子们畅述友情、抒发诗意、激扬一腔离散之情的时候，竟把它确定为“不思分离，却竟分离”的难忘祭日，于是在温柔的梦乡般的北大生活记忆里，我们终于走向了离散！不仅仅是这个青春群体崩溃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灵碎裂了，冰解了！《红楼》终于出现了“阶级异己分子”。1957年5月29日上午，《红楼》编辑部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宣布开除我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的决定，原因是我与李任参加了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我又是那个刊物的主编，真可谓“罪莫大焉”！在那个“开除会”上，编委们多有发言，指出我与李任之罪。这是一次《红楼》编委会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这在当时，出现如此义愤是可以理解的，连林昭也在这个会上对我进行了批判，她的话，也如其他编委的话一样，既有当时的应付言语，也有情动于衷的肺腑之怒，但有一句，我则难以忘怀，她说：“我有受骗的感觉！”——“受骗”，这内容包括得甚广，似乎不仅仅是右派言论，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终于在这十天内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象。四十一年后，在纪念林昭惨死三十年的时候，说起这一段往事，我想把一个真实的林昭介绍给我们的友人与陌生者，要向世人讲清，死于悲壮的林昭，其思想与决心确实有一个成长、成熟、自我矛盾与自我斗争的痛苦过程，她是非常爱我们的国家、爱共产党的。解放前，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就为苏州地下党跑腿、捎信（尽管她不是地下党，但她却知道她帮忙的危险性），解放后，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学后，她写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诗文，在校内外的各种刊物上络绎问世，所以尽管她可以写一篇《编后记》，呼唤“烧毁一切”“遗毒”及“不利的东西”，而一旦真的面临如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初期的崭新话题，她竟猝然不可接受，甚至惊讶于面前的这些友人竟是反革命分子！她于是说出了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她的话是涌自最纯正的心灵的真实、痛苦之声！这与她后来终于在痛苦与困惑中悟彻，在北大的自由辩论会场上当众讲出自己自“五一九”一直困惑着她的那个“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于是她终于凭着一颗高贵的良心、诗人的良心、智者与学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体经受了人世间最最残酷的酷刑、折磨与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辉的三十六年的人生！一直到1966年5月6日，距离她被杀还有两年，我在上海监狱探望她的时候，她还向我提起那次发言，她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的话，无论在1957年5月29日还是在1966年5月6日，都说得多么善意，多么真切，多么好！
而我们终于走向了从群体到心灵的离散！实际上乃是一场不欢而散！《红楼》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后怎样了？我已经忘却。因为自1957年5月29日以后，我就不再对《红楼》“参与政事”了！“开除会”用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清除阶级异己的工作宣告胜利完成，我与李任便从这个群体里首先被离散了出来。下午，在校园内的一处墙壁上贴出一张大幅漫画，画着一座小楼，一只穿着皮鞋的巨足从楼上层的一个窗口处伸出，两个小人头朝下地悬空而坠，其中一个小人的眼镜与鞋子都脱落飞于空中，衣服也飞飘如翼，赤着双足，首如飞蓬，颇似身临空难，旁边还注明“张元勋”三个小字，漫画的标题是：“极右派分子张元勋、李任被清除出《红楼》编辑部！”
北大在漩涡中离散！连我们敬爱的马老也坠入其中！他从此也被离散！被从这个听惯了他那慈祥的浙江口音的“兄弟我”的非凡群体中“离散”而去！以至被质问：“你是哪家的马？”他在轮椅上度过了意志执着的晚年！但他却带走了千万北大人的最崇高的敬意与最深切的怀念。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16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在进行。听众知多少？无从计算，大约一百米方圆之地全是人。夜色浓黑，正是“月黑雁飞高”的夜晚，大有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状，短兵相接，发言者站的是饭厅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轻，无需阶梯，一抬腿便可迈上，讲毕，一步便可跳下，几经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顿足，往往语未毕讲话者便与桌子一起翻倒于地，于是第二张餐桌又继而用之。据餐厅管理员说，那一夜十余张餐桌报废。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三天来的文字交锋，激化成当面相稽，那一夜，已经形成了“群体力量”的“反右派斗争”大会，（所谓“群体力量”是指一群后来标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时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论反击，一些发言已提到“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开后来扣帽子恶劣行径的先河，而当时的我，就正处在这种出手不凡的猛烈火力的焦点。正当“群体力量”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此前男声震耳欲聋、声嘶力竭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新意，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匆庸再问。
“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从那个黑夜，1957年5月22日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地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毫无反悔地走上一条穷途，十一年后，她终于被密杀、灭尸，死，这或许是她在当时已经思及的事，但如此惨死却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
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我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从此，她不再如昔日凌厉，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文也不写，每日仍在那尘封似铁、霉味可人的善本书库里静读，这反常还应以5月22日迷茫之夜的浩叹为起点。那天次日，张玲问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说，“她还醉着，枕头上全是红色的酒！”据说她一直僵卧了两天才坐起来，在桌上的一张破纸上写了十二个字，即：“天之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前两句她引用的是《诗经·小雅·正月》中的诗句。
其实，她醉卧如死的时候却有人并不肯放过她，决不肯善罢甘休！她发言的次日，便有一个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名《致林昭同志》，她开始被置于“左”的火力之下，毫无疑问，这一张来之有目的的大字报诗，宣告了林昭厄运的开始。
同样是这个“写手”，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诗，如下：
向左！
向左！！
向左！！！
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
举起我们的枪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还是这个“写手”，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为：《是什么时候了？》，是针对我来的。
而俄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杜嘉蓁，以“杜真”之名写诗《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和《是时候了》，驳斥“向左、向左”者！
口战之后，文战继续着！
但林昭却是沉默了！她开始在她的班里被批斗。
1957年6月8日之后，“右派”已被明判为敌人，与大餐厅南门正对着的学生宿舍楼16斋的北墙上写着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宣告了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这时，我已处于被监管状态，我班有两位同学已跬步不离地与我朝夕“厮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处理”，不能回家。那两位同学一位家在武汉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归去！校园内空空如也，少有人行。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见了林昭，原来她也没走，一直独自躲在宿舍里读线装书，却并无人监管。她告诉我：8月间要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有机会可去找她，实习完回上海。并留下电话号码。这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料到：在这被监管、被隔离的灰色的7月里，竟得到与林昭会晤的更多的机会，这真是“天作之合”。
负责监管我的两君，其任务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胜任，他们毕竟是我的同窗，对我甚知，起初甚严，继乃渐懈，后则渐宽，直至只要晚间能回宿舍便可。于是我便常到东单十三条中国青年报社去与林昭见面。校内18斋东门外有一个电话亭，内设外线电话，免费使用，我几乎每天都要与林昭通话，她如无事，便约我进城会晤，每次约在下午，回校则已是午夜，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32次车的末班九点半即无，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来后，二君均已鼾声如雷，次日亦不追问。
林昭8月中旬实习结束，即将返沪，临行前的晚上，约我见面，我又到十三条西口等她，她如约而至，我们一同步行到什刹海，其时天色已黑，夏日昼长，天才黑即近八点半，这一次什刹海的星夜荡舟，今天看来已可称得上“空前绝后”之举，已是永远失去了的历史。记得她告诉我：编辑部转来一部长篇小说手稿，题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学生，也是在学生运动中遭受波折。她说她刚刚看，稿子还要讨论。
林昭离京而去，却不再来信，直到9月开学，我又随班上课，这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开始写毕业论文，游国恩先生已找我谈过两次话，于是我又天天跑图书馆善本书库，读线装书，却未再遇见林昭，也不能向人询问她何以在沪未归，只让疑团在胸而已。中秋节后，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沪后病发，咯血甚烈，在沪求诊，于家休养云云，并写诗一首如下：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如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她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而我却还盲目乐观，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倒有了一点轻松之感。我给她回了一封短信，大致讲了几句盲目的乐观，也写了几句诗，聊表思念之情。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组在向纵深搜求而挖（右）、划（右）、批（右）、斗（右），但所不同的是，人们似乎都极疲惫，似乎都静静地反思着。这场斗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绝不会再有异议之声，更不用说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应地悦耳与赏心！那些“以身试法”的右派分子已成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分子则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于众目睽睽之下，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谁若稍有反抗，其后果当然严重，拳脚之下，颇感由重量级而升到最重量级！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都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而这类行为尤以当时刚刚考进北大的五七级新生最甚！他们没赶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争，却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与兴致，藏在他们心中的动力是什么？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娱乐，还是“坚刁自宫”式的求宠？真是叵测！我有几次在从餐厅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这些素不相识的少年认出，于是便被堵截，用中学生的腔调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饭碗，说：“饿死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而后用脚把饭碗跺扁，大骂而去，已颇具十年后的“小将”之风！“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至于还有一些人，则惧怕株连，见右派皆避之犹恐不及，而右派分子之间固已不许往还，遇于途，只有“道路以目”、无语互视而已！
12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气凛冽，我独自由西校门走出，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静无人的小路上竟与张志华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
张志华，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分子，也是由于被聘为《广场》编委而罹祸的。他是福建人，才华横溢，会写一手美妙的抒情诗，《红楼》第2期一次就发表了他六首《大学抒情》。这天我与他的圆明园之晤，如果被人发现，便会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幸而其时奇寒，圆明园废墟之间更为荒凉，谁肯来此谈情说爱，此可谓苍天之助！他告诉我：“林昭回来了！”又是喜出望外。他讲，“今天上大课，竟与林昭坐于比邻。”（五年以后，在北京南郊的监狱里，我又与张志华相遇，与这一次圆明园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状，他简短地告诉我：他到上海去找过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于是，我希望在校园内也能够遇见林昭，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从南校门走到海淀。五七年的海淀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条南北向的泥路坎坷而狭窄，一到夜晚，连路灯也没有，只有几家小店铺的门内闪出微弱的电灯光，给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惟一热闹的地方应数那坐落于路西的新华书店，那狭窄的店堂里面，一进门摆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案子，上面摆满书刊，许多人都围站在那里捧读测览，我也挤于其中漫无目的地翻阅，我无意地一抬头，竟看见林昭也在这书案的一边，在我的斜对面看着我！她围着白毛线编织的长围巾，连头都包着，又戴着口罩，只露着一双眼睛。此时，围在这书刊展销柜台周围的全是北大学生，我料不会有人认识她，但认识我者确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余勇当然尚多，但余兴确已太少，更何况在此浏览者多不是一年级的那些“同学年少”，一种“壮怀”不断地“激烈”，也会带来厌倦与乏味、无聊与肤浅，说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读书与思考，“道不行，乘桴桴于海”，这正是一种层次。所以，一场“山雨”倾盆之后，打与被打、斗与被斗，都化作噩梦般的记忆，以至四十年后的百年校庆大家相逢一笑的时候，都笑得十分尴尬与惨然！而且只说“天气很好”，别的，则“不好说”了。
正是那么一个对人格扭曲的时代，连北大的空气与传统也扭曲成象征派雕塑，谁都不应该迷信或想象那里何等圣洁，那里从来就没有“圣洁”过！过去了的一百年中也绝无此事！始终是“光荣与耻辱”杂糅的闹市，（钱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荣与耻辱》的学术报告，言之甚确、甚详。）而且，“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屈原《卜居》）的境况时为主流，翦伯赞先生与夫人就双双自杀在那里，马寅初校长就被从那里赶走！百年校庆期间，我去拜见久别的恩师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个世纪的燕南园故居已陈旧不堪，墙壁与地面都已驳落与漶漫，园内一片荒芜。室内放着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看见的沙发与木椅，老人家八十多岁的高龄，静静地坐在那狭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谢冕兄向我说：“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太穷。”谁能想到，这位誉满中外的诗人与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飞黄腾达，风云于政坛与学坛之上，也以“大师”的姿态大讲什么什么“国学”之类，“雷鸣”不休，而这位培训“大师”的真正大师，却寂然地坐在久居半个世纪的故居里，用昏花的眼睛看着那狭小的废园。当我向他提到他的诗集《春野与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华年的回忆中去，吟诵着：
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
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
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
冬天的风哪里去了
仿佛傍午的一点钟声
柔和得像三月的风
随着无名的蝴蝶
飞入春日的田野
真是美极了，把人带到一个优美的意境中去！而后，又从兴奋中的华年回到寂寞的故居，依然坐在狭小的窗前，“好像一段果木头”！他还零碎地记忆着往事，而且还提到一个女学生之死。他的回忆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1957年12月21日的晚间，由他的废园向南顶多也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便是那海淀新华书店，那个夜晚，那次巧逢真是太珍贵的一次话别，从此，大家皆沉入离散！这是在尚称自由的日子里的一次相逢、一次离散！真可谓苍天悯人！而九年以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又有一次相逢与离散，那已经是铁窗下的悲欢，林昭诗中谓“吞声九载”便是。这也是我们所不曾料到的啊！
那天晚上，林昭转身走出书店，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当然漆黑，我则随之前行，脚下坎坷，胡同很长，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了的稻田，一片平阔的广野，此处说话算是最佳之处。她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她说，“你记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也叫我讲清我的青岛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记于心中，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能如此，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极易引起祸端的。
如此绸缪是准备着一次不测的离散，这预见其实四天之后，即1957年12月25日清晨被证实了，那天我被秘密逮捕。那两个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八年之后，已是1966年初，我从监狱走进劳改农场之后，这心中暗暗地牢记了八年的地址终于化作一种“寻觅的程序”，与住于上海的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取得了联系，但那时林昭已于六年前被捕入狱，而且判决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终于夜深，北京海淀西郊的冬夜幽静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有天上的寒星，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两个人，这时似乎勿需再多虑被谁发现，我们又穿过狭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万籁俱寂，一片漆黑，走了大约百米左右，便到了北大西南围墙之外，中关村的东西大路由此向北经北大西校门通往颐和园方向，此处电线杆上有一盏路灯，在这里我们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头巾，似乎要留给我最后的印象，我看到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上面系着白色的蝴蝶结，她的面色苍白，在路灯的微光下更显得清瘦。她告诉我：星期三要到北海医院去查体，星期三之后再见面。她礼节性地嫣然一笑，于是分别，她向东往南校门，我向北往西校门各自而去。今天想，才知道一个故事从这儿真正地结束了！
这个故事是什么？我想就称之为“北大往事”吧！
三天之后，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铃刚响，校园内夜色未尽，我被传至校办公楼二楼之办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的一个监狱里，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来鲁裁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