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
·丁抒·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成历史学家的使命。特别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经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史学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1）于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史书上有名有姓的，除开陈胜、吴广、黄巢等几个造反想当皇帝没有当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过了几天皇帝瘾又被赶下台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没剩下几个好人。
在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无数人饿死后的一九六一、六二两年间，毛泽东稍事收敛，没搞政治运动，也不再言必称“阶级斗争”。那是他执政二十七年间举国政治形势最为宽松的两年，也是后来所说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两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乘此机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转那种把中国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的倾向。其主要观点为：“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2）“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3）“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4）“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5）
可是好景不长，三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刚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从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势又趋严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氛围里，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要成员的关锋和戚本禹，分别写了题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掀起了第二场“史学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他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戚本禹据以指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李秀成既是叛徒，苏州拙政园门口高悬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厅里描绘李秀成召集军事会议情景的画也就成了为叛徒树碑立传的标记而被摘掉。（6）
对这种“一律骂倒”的“史学革命”，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部分学者开会。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戚本禹“文章的基调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的人都没有可以肯定的了。”（7）翦伯赞则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写成的，不能由此推断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说戚本禹的文章“给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国历史必须重写。”（8）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话剧《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会后，中宣部下指示《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戚本禹见形势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写检讨，江青召见了他。原来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9）江青打了气，戚本禹又振作起来，继续写他的革命文章。
这“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化革命的先声。在“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的口号下，除开几位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反动派。比如王阳明（公元1472－1528）是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学者。他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10）
这“史学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许多大学取消了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11）
这“史学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厦将倾的王朝末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总是少数。两袖清风的官员代代都有。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任内粗茶淡饭，离职回京时不带土特产。船出广州，发现妻子带了一斤沉香，立即投入江中。后人将他投沉香处命名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明代于谦，以兵部侍郎巡抚河南，还京时不持一物。人传其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回族官员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带着棺材上朝，对皇帝直言面谏的事迹最为人称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是一个，大学者段玉裁也是一个。段氏告病辞官，从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乡江苏金坛，带回七十二个箱子，除了书还是书。他死后，儿子不得不变卖家产才将其《说文解字注》刊刻问世。一八三八年，林则徐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县，“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则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檩遵勿违。”（12）林的清廉，共产党里大概只有彭德怀能比。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林则徐既是清廷的官员，就属剥削阶级成员：“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13）用这“阶级观点”一套，贪官污吏是剥削者，林则徐也是“剥削者”，清官贪官没有区别。
于是，奉“毛泽东思想”为皋圭的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证“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缓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14）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更具欺骗性。“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也油然而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历史学家吴晗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持的就是上述论调：“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5）
吴晗在《论海瑞》中所说本是历史事实：“海瑞在当时，是得到人民爱戴，为人民所歌颂的。……他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誉、赞扬，被画像礼拜，被讴歌传颂，死后送葬的百里不绝。他的事迹……一直到今天，还流传在广大人民中。”（16）可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将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做的几件事全部否定：修坝种树，是“为自己沽名钓誉”；丈量田亩，“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垦荒移民，目的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他荡平山寨、诱杀绿林大王，所以是“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九四五年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修过一条马路，命名为“海瑞路”，这也成了海瑞是个“反动派”的佐证。“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结论则如其标题所言：《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17）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毫无学术气味，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却大获毛泽东青睐，两次称赞戚本禹，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18）
戚本禹学问虽少，口气却不小。一九六六年春，他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中共中央办的《红旗》杂志刊登，宣称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19）此时，文化革命之火尚未燎原，但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已经径自行动起来。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属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的晋祠的牌匾和塑像砸烂后，作家慕湘与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闻讯赶去，只从厨房柴薪堆里救出一座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20）
英裔学者戴乃迭（中国学者杨宪益的夫人，二人是《红楼梦》的英译者）奉命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译成英文。她见《纪要》将中外文化遗产全部一棍子打倒，翻译完毕交稿时，夹进了一个条子：“你们要挖自己祖先的祖坟，你们挖去。你们不能挖外国人祖先的坟墓。”（21）的确，洋鬼子暂时还不能横扫，中国大地的祖坟却任由我们挖。
中共自执政起，眼中就不再有祖先。司马迁《史记》载，中国独特的方块汉字为黄帝史官仓颉所造。仓颉墓在山东寿光县，历代都作修葺。可是中共寿光县当局却认为它“解放”了寿光，那是开天辟地的伟绩，仓颉何足道哉。他们在仓颉墓院内建了个“解放寿光纪念亭”，将仓颉墓院改成了不伦不类的“烈士陵园”。一九六○年“烈士陵园”迁出，墓院被挪作它用，完全平毁。刻有“仓颉之墓”的石碑不可寻。（22）山西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就被改成了一所中学，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汉武帝四次祭祀、在那里写下名篇《秋风辞》的山西万荣县后土庙，也破天荒地被中学占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指挥“全民炼钢”，扒毁无数古迹之余，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议平坟，各地毁坏的古墓不知凡几。譬如山东益都县历史上出过宋代王曾之和明代赵秉忠两名宰相，两人的墓均在一九五八年被拆毁。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的刨古坟还多少有点经济动机的话，一九六六年的“挖祖坟”运动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民族文化的大扫荡。
当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一切牛鬼蛇神”（23）的新名词后，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心领神会，口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六月一日发布全国。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地平线上升腾。上海复旦大学名教授周予同痛心疾首地说：“五千年祖国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淹没了！”（24）
十几年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成果是自幼起被灌输“阶级斗争观点”的一代人。一九六六年时的大学生、中学生，对历史的一星半点知识，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工农兵”和“帝王将相”。他们砸祖坟的根据仅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正如当年十一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女头头谭厚兰等在山东曲阜砸孔子坟前，就孔府、孔庙、孔林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给国务院的“抗议信”中所说：“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25）
这批文化革命的闯将，唯一的专长便是贴阶级标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口号激励下，他们把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物全都当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标，成为毁坏民族文物的尖兵、挖祖坟的主力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文物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这片古老的土地有过洪水，有过地震，有过天火，有过兵燹。可是无一能与“文化革命”同日而语。在一个层层控制了社会的党的号令下，全国同时展开的大清扫，其毁坏力之大，破坏之彻底，使两千年来任何一场兵燹都不可与之相比，几十场兵燹加起来也不能破坏得那样彻底。让我们由远及近，从中华民族的始祖说起罢。
中国人一向自称“炎黄子孙”。据史料记载，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首领，晚年巡视天下时在今湖南酃县病逝。公元九六七年，宋人在酃县鹿元坡建殿奉祀炎帝，自此香火不断。中共执政后五年，主殿被焚，未再修复。文革初，“炎帝陵被全部破坏。”（26）
四千年前，大禹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将相，在横扫之列。于是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一九八一年修复）（27）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28）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29）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30）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31）
毛泽东对那个“致敬电”虽未置词，但他后来说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32）的话，写过“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毛主席语录”是红卫兵行动的依据，毛泽东思想给他们掘坟的胆量，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33）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32－前202）与刘邦逐鹿中原，项羽被刘邦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四面楚歌中，虞姬自刎。项羽突围至和县乌江畔自尽。刘邦成王，不以为败者项羽成寇，降旨在乌江畔项羽自刎处修筑有九十九间半屋（因没当成皇帝，不配享屋百间）的霸王庙。虞姬死处亦建了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霸王、虞姬不幸成为反动派，“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西汉时，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频频入侵、劫掠我中原农业地区，我人民生命财产时在铁蹄威胁之下。青年大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屡次领兵击退入侵者，为国家北方疆土几百年安定和平奠定了基础。汉武帝要为他营建府第时他的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两千年来一直是为保卫民族生存而献身的英雄的座右铭。他二十四岁病故后，霍陵香火鼎盛，千年不绝。老百姓以为到他墓前烧香，疾病就会霍然而去。要说这是迷信，与霍大将军并不相干。可是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东汉名医张仲景（生卒不详）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近两千年来一直受国人景仰。他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如今医生也算牛鬼蛇神，“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随后，好象“医圣祠”已不复存在，当局将祠院所属的大片土地也占用、瓜分了。
本来，对历史上自己家乡出的名人，老辈们一向视为荣耀；相传诸葛亮（公元181－234）“躬耕于南阳”，对于这“南阳”是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争。但共产党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年轻人，却只知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头子，官吏是皇帝的走卒。“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份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的名言。（34）于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红卫兵的革命目标。“‘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35）这是“武侯祠”有史以来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铁骑入侵时毁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战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国军驻守武侯祠，在激战中被前去攻打的日军炮火击毁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这第三次破坏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公元二一九年，刘备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斩曹操大将夏侯渊，遂自立为汉中王。十五年后，诸葛亮病笃，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其亮节高风不输当今中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坐落在峰顶的“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36）
书圣王羲之（303？－379）死了近一千六百年，从未有一个中国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虽是山东人，晚年称病弃官后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他的旧居金庭观、后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庐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维护，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县子孙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是反动派，将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37）（一九八五年，王墓重修。）
红色风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这里遍地是“四旧”，到处都是革命对象。藏王松赞干布（617－650）定都拉萨，创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680），并引入中原先进技术文化。他死后，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他们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但如今讲阶级成份，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999－1062）当然逃不脱。一千年来，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不过，“破四旧”的人们辛辛苦苦将石砌的地宫拆穿，却什么也没掘到。原来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时曾破坏包氏陵园，以后重修包墓时误把包夫人墓当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实所在记在心里，以口相传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位七十多岁的守墓人说出真相，考古学家们才找到了包墓。（38）
八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岳飞（1103－1142）虽为昏君、奸臣所害，但他曾经镇压过江西农民的起义，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飞老家河南汤阴县几百年来香火不曾断过的岳庙，如今自然是头号扫荡对象。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汤阴县中学生，不以岳飞为荣，反以为耻。他们开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39）
当年岳飞父子在杭州风波亭被害，所以历来的杭州人也视岳飞为家乡的英雄。当今的杭州革命青年也要革命，也把岳飞当做阶级敌人，不仅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一九七九年重修）（题外话：一九七三年笔者从岳庙后面的破墙溜进去，对满是荒草的岳坟的坟坑举起像机时，管园子的工人大声制止：“同志，不准照像！”）
成吉思汗（1162－1227）建立蒙古国，西侵欧陆，涂毒生灵，与中国本不相干。他死时，国号并不叫“元”，中国更不是那帝国的一部分。他是英雄是罪人，都与中国无关。红卫兵只知道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内蒙古人民每年祭祀成吉思汗，不晓得中共也曾奉为“中华民族英雄”，一九四○年在延安公祭成吉思汗时，曾将他的像悬挂在中央，马、恩、列、斯、毛的像反而挂在两旁。既然成吉思汗也是帝王将相，便将他的陵园砸了个稀烂。
明太祖朱元璋（1592－1549）本是江苏人，因幼时随父逃荒到安徽凤阳，遂自认为凤阳人，并在凤阳建了皇城。明末陕西人李自成杀到凤阳，烧了皇城，掘了朱氏祖坟。但他只有大刀长矛，破坏得不够干净。毛泽东时代有拖拉机，可以把巨大的皇陵石碑拉倒；有炸药，可以把石人石马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40）这才算彻底革了朱皇帝的命。
海瑞（1514－1587）早被《人民日报》批倒批臭。红卫兵不远千里赶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砸掉他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
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1525－1582），任内改革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应是湖北江陵人氏的光荣。如今江陵的红卫兵只认革命不认祖宗，砸毁了他的墓。
明末抗清英雄、兵部尚书袁崇焕（1584－1630）被中了离间计的崇祯帝以通敌罪冤杀、弃尸于北京城南菜市口。他的一位佘姓部属冒死收殓其尸骨，并嘱后人世代为其守墓。十四年后，明朝覆亡，清军入关。清高宗乾隆修明史，袁案昭雪，而那位佘姓将官的后人继续为袁守墓，并代代相嘱，一传就是十五代。一九五二年，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世钊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加以保护。那时毛泽东曾批复“应予保护”（41），但如今一切牛鬼蛇神都得横扫，袁氏也不例外。他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京，崇桢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称帝，号弘光，御史何腾蛟（1592－1649）总督河南等五